國家主席習近平新年賀詞播出后，曝光的習近平辦公室，引發全國人民的關注。除了書架上的幾張家庭合影之外，大家對辦公桌上的二紅一白三部電話機也有著濃厚的興趣，人們猜測，紅色電話就是高層領導才能使用的神秘“紅機”。

“紅機”也被稱為紅色機器、紅機電話，屬黨政專網電話，在中國專指副省軍級以上的黨政軍領導專用的保密電話，整個系統獨立于電信系統之外，由中共中央辦公廳建設和管理維護，通訊經過加密。一般情況下，中共高層的紅色電話都采取了最為先進、嚴格的保密措施，通信聯絡的可靠性和暢通性很高。

習近平辦公桌上兩部紅色電話機功能不同

從新聞畫面，可以看到習近平的辦公桌上共有兩部紅色電話。實際上，盡管其外表都是紅色的，這兩部電話的功能并不完全相同，甚至從屬于不同的電話系統。

級別相對較低的一部電話，是軍用保密電話。這種電話和普通電話的功能一樣，帶有一個數字撥號盤，甚至電話上能夠儲存一些常用的電話號碼。其特別之處在于，這部電話上面有兩個按鍵，分別為明碼通訊和加密通訊功能。在完成撥號之后，電話機并不能直接撥出，必須選擇明碼或者加密通訊之后才能完成撥號。在通話期間，撥打電話的人也可以從明碼通訊切換到加密通訊。

從理論上而言，在通訊加密之后，外界即便截獲了通訊的內容，如果不進行相應的解密，仍無法了解到通話的真實內容，聽到的只是一段電子雜音而已。

這部電話使用的是軍用保密通訊線路，與地方的通訊網絡做了嚴格的物理阻隔。實際上，全軍都在使用這個通訊網絡，但由于接入的網絡眾多，因此其保密安全性并不是最頂級的。從理論上來講，習近平可以用這部電話給全軍任何一個單位直接打電話。

另一部紅色電話，則是最高級別的通訊電話——“軍委一號機”，另一俗稱是“紅機”。實際上，能夠獲得“一號機”使用資格的人員，比外界預計的數量要大得多。除國家主席和總理之外，其他的政治局常委、省部級官員以及部隊正軍級以上干部，甚至大型央企一把手的辦公室都有這種電話。所有離退休的“副國級”以上干部，其家中也有這種電話，方便和現任領導人直接溝通。

“一號機”最顯著的特點就是，這部電話的整個機身沒有撥號盤，也沒有加密按鍵，因為它既不需要撥號，所有通訊也都是加密的。在使用這臺電話時，只要說出你要找的人，接線員就會幫你把電話轉接到你需要的電話機那里。

“一號機”的線路并非只是高級別人員之間的共同線路，高層人員同樣可以使用這套系統和下層單位進行通訊。雖然這部通向一號臺的電話機，上面沒有撥號盤，卻不是一部簡單的電話。機身內部有一個防止竊聽的保護器。任何原電路被異物介入或者外殼損毀，電話都會自動報警。早期的一號機，使用老式載波原理電話技術，因此必須進行弱流增益，導致聲音還原性不佳。除非經常使用，否則即便熟人之間也未必能認出對方的聲音。上世紀80年代末，更換了程控電話系統之后，這個問題得到解決。

從原理上來講，這兩部紅色電話都有非常高的保密標準，除了電話線路獨立于民用電話網絡之外，電話機身也做了防電子信號外泄的處理。任何電器，即便是在沒有通電的情況下，機身的電子元器件也會有微弱的電流輻射。專用器材可以讀取這些電流輻射以確定其位置，甚至分析出其信息數據進行破譯。因此，政府部門的保密通訊器材和電腦等信息載體，都會對其電子信號進行屏蔽。

“紅機”的由來

1949年，毛澤東、周恩來等領導還沒進駐北京，就有一支特殊的電話隊提前進城，他們的首要任務是裝交換機、架線路、保持通訊迅速暢通。這支部隊就是專門為中央通信服務的電話局，即專用局。在1949年3月25日中共中央、中國人民解放軍總部抵達北平之前，香山專用局已經成立。1949年6月，周恩來的辦公地點遷到了中南海，為了方便他與香山的通信聯絡，北平電信局在中南海居仁堂安裝了人工磁石交換機。后來，中共中央的工作也開始逐步轉入到中南海，為了加強保密工作，同時提高通信的效率，中央辦公廳作出決定，建設中南海專用局，并于7月15日竣工開通。香山專用局的人員先后也跟隨中央進了中南海。

1952年7月，中南海專用局局號定為39，對外稱“北京電話三九專用局(簡稱三九局)”。單位規定，“三九局”的話務員每月只許回家一次，不許在家住宿，不許隨便外出，不許與親友通信，不許向親友透露自己的工作地點和任務，不許聽領導同志的電話。紅色電話是首長保密電話，是在保密網內的，與其他顏色的電話不能混接。

毛澤東在中南海用的紅色電話機

毛澤東使用的是“紅色一號機”。毛澤東很少親自接電話，任何打進毛澤東辦公室的電話，總機都是先接到機要秘書那里，機要秘書聽后，如果認為必須由毛澤東本人接聽，那就走進去通報一聲。這時，毛澤東便拿起辦公桌上的電話聽筒。有時，電話內容緊急，而毛澤東正在睡覺，機要秘書就走進毛澤東的臥室叫醒他。

嚴格的保密要求

使用紅機網有嚴格的保密要求，如所用電話機必須符合保密技術標準、不得在專網上私自連接其他終端設備、不準使用無繩電話機、避免在同一房間同時使用專網電話和普網電話等。對專用局的話務員要求非常嚴格，尤其負責紅機的話務員更是“壓力山大”，他們按工作中的差錯分小、大差、嚴重差錯及事故。

與一般電話不同的是，紅機的號碼只有四位，按照排列組合的計算方法，最多能有一萬個號碼。這些電話均經過了加密處理，遇重要情況，機要部門都會通過紅機進行聯系，但有些部門級別不夠，沒有紅機，遇有重要事情傳達時，也不能隨意使用普通電話。

據外交部禮賓司的馬保奉回憶，1989年5月戈爾巴喬夫訪華時，為確保安全，歡迎儀式從人民大會堂東門外廣場臨時改到了機場。這個突然改變打亂了原來的部署，既要保密又要通知到所有的相關部門，按接待辦公室規定，有關戈爾巴喬夫訪問日程的電話，一律使用紅機。個別沒有紅機的單位，就派人上門或把人請到賓館來口頭通知。衛戍區的儀仗隊和禮炮營就沒有保密電話機，馬保奉就打普通電話把負責安排此項任務的人員請到釣魚臺來，再當面口頭交代。

國家領導人在國內視察，也會臨時設置紅機。在毛澤東身邊工作過的電臺臺長李錦華回憶，1954年10月，毛澤東、劉少奇、周恩來等去廣州視察，李錦華等6人負責中央領導一行的通信聯絡，他們到廣州后，架設電話線、電報線和K線(即收信臺與發信臺的機器連線)，及時為毛澤東等人安裝保密電話機，并且開通了與中央機要局的有線電傳通信，做到隨呼隨到，24小時不間斷。

2013年四川雅安發生地震后，李克強總理乘坐專機赴當地視察，媒體拍攝到他在飛機上指揮救援工作的照片，專機桌子上擺的正是一部紅色電話。

哪些人能用“紅機”

在中國，副省部級以上的高官都配有紅機，一些重要單位的機要室與總值班室也會配有紅機。為了保證暢通，紅機電話一響，相關人員必須立刻接聽。一位知情人士曾經給正部級領導當過秘書，據他回憶，平時最怕紅機響，因為那很有可能是批評犯錯的，而中辦的工作人員用紅機的頻率比較高。

紅機在關鍵時刻能發揮獨特作用。據葉圣陶的秘書史曉峰回憶，1967年，已被免去教育部副部長的葉圣陶在洗澡時突然發病，緊急時刻趕忙求助當時還沒“靠邊站”的教育部副部長劉皚風，劉皚風立即拿起紅機向總理辦公室報告，很快得到“全力搶救”的指示，從而挽救了葉圣陶一命。

據央視一位多次送審樣片的資深記者介紹，在《新聞聯播》專用的審看間內“茶幾上有兩部引入注目的電話，其中一部是可以直通中南海的紅機”。2001年2月21日，因《新聞聯播》的一次報道錯誤，時任央視臺長趙化勇就接到了江澤民的電話。

庫恩寫的江澤民傳記《他改變了中國》對此有生動詳細的描述。當晚，趙化勇正坐在他位于十五樓的辦公室里，觀看《新聞聯播》。19時20分，紅色電話響了。一個聲音問：“你是趙化勇嗎？”趙化勇回答后，那個聲音繼續說：“總書記要和你說話。”江澤民給趙化勇打電話，指出了《新聞聯播》的一個錯誤。原來，江澤民下午在一間會議室會見了兩撥人，一撥是奧委會評估團，一撥是江澤民的私人老朋友，也是外國人。《新聞聯播》直播時，用的奧委會評估團的畫外音，播出的鏡頭卻是江澤民與老朋友私人會面的畫面。江澤民并未過多責備，他對趙化勇說：“調查完了給我回個電話，我等著你。”趙化勇迅速行動，查清事故原因并多次檢查糾正確保不再出錯后，20時25分，趙化勇回到辦公桌邊，拿起紅機給江澤民回電話。“我是中央電視臺的趙化勇，根據江主席的指示，我向他匯報情況。”一個女聲回答：“稍等。”數秒之后，江澤民接了電話，趙化勇詳細報告了前因后果和解決措施。江澤民最后安慰了他：“我都沒有給相關部門打電話(指中央電視臺的上級)。我想在你我之間把這個問題解決掉就行了。”

在重要領導人的家里，也會配有紅機電話。一般情況下，正部以上官員家里配的紅機，號碼是專用的，與辦公室的不同。其他副部級官員家里的紅機則是辦公室的分機，與辦公室用同一個號。